持续跟踪，保障安全

另一方面为了对冲大量外汇盈余，基础货币发行被固定汇率政策所绑架，无法进行灵活调整。

但目前银行的惜贷和新增贷款的不断下滑并没有说明宽松货币政策起到了多么明显的效果。(2)地方政府债务方面：在地方和中央政府的博弈中，可以确定的是，限制城投公司等影子政府的融资功能，将有利于打破政府隐性担保，重新界定政府信用，促进城投债等金融资产收益率的回归，从而割裂其与无风险利率的联系。

另一方面，由于我国缺乏高效和市场化的直接融资市场(美国股市的发行流程及财务成本上均显著优于我国)，货币只能停滞于银行体系的资产负债表中，并通过各种方式表现为金融体系的加杠杆过程，实体经济很难受益于宽松货币政策的支持。由于人口红利拐点已过，在未来刚性需求下滑的背景下，房地产的投资性需求也会相应疲软，居民部门在长期内会出现去杠杆趋势。但是美国的一大优势就是畅通的直接融资路径。我们已经可以看到，股市市值占M2的比例开始攀升。只有当宏观资金面收紧时，银行才会更多考虑风险性更低的家庭消费方向。

未来，无论在国有企业贷款还是企业债等方面，政府背书被打破也将促进无风险利率的回归，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国企改革也将是经济体制转型中最为关键的环节。在短期内，一些行政化的干预和制度设计可能更为奏效。外资银行可申请经营的业务范围也已包括入世谈判承诺的业务范围和入世后我国主动向其开放的金融衍生产品交易、QFII和QDII证券投资托管、国债承销、代理保险等业务领域。

民众将比索现金和存款兑换成美元转存入外资银行，而外资银行却冻结民众存款，将其大量转移至境外，加剧资本外逃和金融动荡。渐进和适度地提高银行业对外资的开放度，促进银行业竞争和金融发展 我国入世虽已13年，但银行业对外资狭义开放度仍不到2%。1997年对大型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已经开始，1999年剥离四大国有银行1.3万亿元不良资产，但由于其公司治理未能及时改进，到2003年启动股改前其不良贷款又增加较多。据统计，2013年，民资占比超过50%的中小银行已有100多家，其中100%民资的银行有3家，全国农村中小金融机构民资占比已超过90%，村镇银行民资占比达到73%。

2013年年底，在华外资银行业法人共42家，占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法人总数的1.06%。拉美不少国家在金融自由化初始阶段，准许一大批外国银行进入本国银行业和国内资本市场，造成金融动荡，是一个大教训。

这一点，对于引入何种性质的新股东（民资或是外资）都同样适用。但是在实际实行过程中，大多数国家的各类金融自由化措施往往是交叉推进的。随着外资银行的规模扩大，有必要重新考虑监管分工，明确中央和地方监管部门监管责任，对外资银行分类监管。而对外资银行给予准入前国民待遇方面不宜承诺太多。

这包括两个层面，一是银监会已经允许民营资本申请开办银行，另一个则是鼓励民营资本参股。我国未来推进银行业开放、资本项目开放时，需逐步、渐进、可控地推进，优先实行对内自由化，审慎地推进对外自由化。民营银行的加入无疑可以增加竞争。银行业开放是金融开放的有机组成部分之一。

秉持风险为本和法人监管的理念，切实抓好两个有效、三个充足（即提升公司治理和内控有效性，确保资本充足、流动性充足和不良贷款拨备充足）。而今年发生的中诚信托、超日债违约两案使得市场普遍对房地产行业、产能过剩行业相关资产和地方债务风险意识上升。

负债共24219亿元，占我国银行业的1.72%。为了规避存贷比限制，创造出许多通过同业（信托、证券集合理财、基金）绕开监管、将信贷挪出表外的方式。

考虑到金融安全是一国经济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我国银行业实行一定的保护是有必要的。但考虑到金融安全性，批准外资银行投资控股本土银行暂时只针对区域性银行、或者说中小型银行较为合适，且最好不要在我国重要经济区域形成垄断。将银行业开放与银行业改革相结合、协调推进，共促金融发展 上一轮银行业改革中，将银行业改革与开放同步推进，达到了很好的效果。一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银行业并不发达。从产业层面来看，长久以来，我国银行业集中度过高、竞争不足，这一局面需要逐步改变。2009年至2013年，中资银行抢平台贷、发放了大量房地产相关贷款和地方融资平台企业贷款。

而世行另一份报告的统计显示，2008年，在90个主要发展中国家中已有80%的国家在10%以上。尽管我国商业银行整体实力已大大提高，但与外资银行或跨国银行相比，其国际竞争力仍偏弱，管理体系、风控能力、创新能力等方面都还存在较大距离。

另一方面，过去几年，中资银行通过表外变相信贷为房地产业、产能过剩行业等提供高利率融资，某种程度上加剧了资金配置效率偏低，脱离实体经济健康发展所需的情况。在提高开放度的同时，继续加强监管、严控风险，并改善监管环境 近中期应继续加强法人监管与属地监管的协调。

十八届三中全会后，政府已表示向民营资本开放银行业（即对内开放）。而其表内信贷中仍有一部分为向国有企业提供的优惠利率贷款。

在华外资银行营业机构资产共25268亿元，占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的1.73%。例如，2013年6月、12月银行间拆借市场发生两次钱荒，最终以央行出手相救告结。在理顺各监管部门的监管责任、明确主要监管责任方的同时，减少多头监管，提高监管效率。当前，我国正在与美国和欧盟商谈投资协定，同时，外部面临TPP（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和TT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谈判推进的压力。

随后，又推进了城信社、农信社的改革，重组出一批城商行、农商行、农合行。与此同时，亚洲金融危机的发生让国家和监管部门深刻地认识到金融稳定、银行稳健的重要性

改变长期垄断经营形成的心态，放下身段为客户服务。同时，对于跨国公司投资走出去的信贷服务、人民币国际化的跨境业务支付、城镇化基础设施投资信贷等方面也面临相当机遇。

市场化的定价机制在逐步推进，对金融机构特别是银行来说，利差存在着缩小的趋势。随着中资机构走出去，未来海外保险也会得到大力发展。

场外大量的金融创新出来的类资产证券化不是标准的证券化，但是实际也是在做资产的流转，并且还有大的发展空间。第四个是货币政策基调由相对宽松进入稳健的新常态。现在场内正在推进，但是速度不够快。一方面，速度减缓带来客户群体的重大改变。

经济增速的放缓对于金融机构的经营活动会产生重大影响。另一方面，对金融业的资产质量也会带来影响。

这说明中国经济已经告别了以工业为主体的时代，开始进入以服务业主导的新时代，这将对金融业产生重大影响。二是改变传统的以抵押和担保作为风险防范主要工具的做法，创新信贷模式。

另外就是消费支出和资本形成的变化。进入新世纪以来，我们的M2增速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为15%以上，在金融危机期间更加惊人，曾经达到过接近40%超宽松的状态。